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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使由使知”解

1999-10-22 来源:光明日报 庞朴 我有话说

《论语·泰伯》篇第九章说:“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。这么一节看似简单的话,究竟应该如何句读,如何解释,多少年来居然聚讼不已,蔚为大观。

最早一批的解释者可推郑玄为代表,他说:民、冥也,其见人道远。由、从也,言王者设教,务使人从之。若皆知其本末,则愚者或轻而不行。(据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引)这个解释很直率,也很清楚,它认为:王者为了使民众从其所设,乃故意不使他们知道设教的本末,以防其可能的“轻而不行”;而这是基于,民者瞑也,他们不了解为人之道。在这个解释中,关键词“可”和“不可”,被理解做“应该”和“不应该”:只应该使老百姓跟着走,不应该使他知道为什么。

现在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上,收录的是魏人何晏注和北宋邢丙疏。注:由、用也。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,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。疏:此章言圣人之道深远,人不易知也。由、用也,民可使用之;而不可使知之者,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。

这一解释的主要根据在“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”,此典出在《易·系辞上》。那里说,对于“一阴一阳之道”,仁者见之谓之仁,智者见之谓之智,老百姓则什么也不知,只能无意识地跟着做。何邢二位据此认为,既然百姓只能用,不能知;为政者也就只能使之用,莫能使之知。于是,“可”和“不可”,遂被定为“能够”与“不能够”。

这两种较早时期的解说,尽管有应该不应该还是能够不能够之别,其为愚民主义,则是共同的、不加掩饰的。当然,从不应该到不能够,意味着从应然判断到实然判断,其在君民关系的设定上,有着很大进步;但终于未曾跳出愚民范围。

影响较大的说法是朱熹《论语集注》,该书此章集有程子注和朱熹自注各一条:

程子曰:圣人设教,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,然不能使之知,但能使之由之尔。若曰圣人不使民知,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,岂圣人之心乎?

朱熹曰: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,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。

除去诉诸“心”和“理”这一宋人的特色外,程朱二位的解释,也是落脚于能与不能上。值得注意的是,二位极力分辩愚民之术和圣人设教之绝不相容,则是前人所未曾明言的。不过,这一分辩,固然洗刷了圣人愚民之冤,却难免有置圣人于自愚之嫌,因为他竟不知民之不可。读来倒是很有趣味的。

及至近世,康有为、梁启超师弟对这一章的解释,另是一番情景。

郭店楚简的出土,扫荡了以往种种诠释。郭店楚简中有几处直接涉及“使由使知”之说的,有几处则间接与之相关。其直接者如:

民可使道之,而不可使智之。民可道也,而不可强也。(《尊德义》)

上不以其道,民之从之也难。是以民可敬道也,而不可□也;可御也,而不可牵也。(《成之闻之》)

很显然,这两段文字中所提出的问题,正是《论语·泰伯》中的那个问题。此处的“民可使道(导)之”、“民可道(导)也”、“民可敬道(导)也”乃至“可御也”几句,就是《论语》所谓的“民可使由之”;而“不可强也”、“不可□也”、“不可牵也”几句,应该便是所谓的“不可使知之”了。

稍有不同的是,“道”和“御”,是从治人者的角度发言的;而“由之”,则以治于人者为主体。而且,更重要的是,“道之”意味着,有个客观的“道”存在着;仿于道而行,是为“道之”。所以《尊德义》中又说:圣人之治民,民之道也。禹之行水,水之道也。造父之御马,马之道也。后稷之艺地,地之道也。莫不有道焉,人道为近;是以君子,人道之取先。

民有“民之道”,正如水有“水之道”、马有“马之道”一样。圣人按照“民之道”来治民,就叫“道”(导)之”。而所谓的“民之道”,楚简中曾一再出现过如下一条说法:

子曰:下之事上也,不从其所以命,而从其所行。上好此物也,下必有甚焉者矣。故上之好恶,不可不慎也。(楚简《缁衣》)

下之事上也,不从其所命,而从其所行。上好是物也,下必有甚焉者。夫唯是,故德可易而施可转也。(《尊德义》)

亡乎其身而存乎其词,虽厚其命,民弗从之矣……上苟身服之,则民必有甚焉者……上苟倡之,则民鲜不从矣。(《成之闻之》)

这是一条很重要的、客观存在着的、民之事上之道。所谓“禹以人道治其民,桀以人道乱其民;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,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”(《尊德义》)者,窍门全在这里,全在于治民者是否承认并善用这条民之道。盖无论禹朝也好桀朝也好,民总是同样的民,民之事上总是行其同样的道;国之治乱不在民,唯视在上者厚其所命还是慎其所行。要知道,老百姓是“不从其所以命,而从其所行”的,故而虽厚其命,存乎其词,说得天花乱坠,也是无济于事。这就叫“不可使知之”!不可使知之而使之知,就叫做“强”,叫做“牵”,叫做“上不以其道,民之从之也难”。

如果了然于下之事上常“从其所行”,知道“上好是物下必有甚”的道理,就必定会“身服善以先之”(《成之闻之》),“道之”,“敬道之”,妥善运用“民可使由之”的真理。这叫做“是以君子,人道之取先”,叫做“为政者教道之取先”(《尊德义》);教者何?“上所施下所效也”(《说文》)。

所以,争论了若干年的“使由使知”题,其关键原来不在“可”与“不可”上,不在后人所理解的能不能或该不该上;而在于,治民者以身教还是以言教,在于:“古之用民者,求之于己为恒”(《成之闻之》),在于:“正其身,然后正世”(《唐虞之道》)。这种解释,和儒家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,而且距离原命题提出的时间不远,可以看作是得其真义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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